科技創新的「月球背面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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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,有一本書非常流行。美國人托夫勒(Alvin Toffler)寫的《第三次浪潮》,預言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技術革命,將在社會與經濟領域掀起浪潮。這本書洋溢著一種浪漫的技術革命樂觀主義精神,大膽宣稱:在通向未來的賽道上,窮國和富國站在同一起跑線上。這本書觸動了當時許多中國人——從最高決策者到普通大學生。

對技術的樂觀,主導了許多未來學者的態度。最近幾年影響力很大的是美國未來學者庫茲韋爾(Ray Kurzweil),他斷言經濟潛在的指數增長力量要遠遠強於經濟周期性衰退。經濟衰退(包括蕭條)只是暫時地偏離基本曲線。當2045年機器智能超越人類智能時,人類會迎來技術奇點。

在資本市場上,我們似乎可以看到這一趨勢。美國這一輪牛市由科技巨頭主導,以蘋果公司市值一度突破萬億美元為見頂標誌,美國最大的科技公司和互聯網公司的市值,在整個股市中所占的比重增加了。美國公司的利潤增加了。與此同時,美國公司在全球上市公司中所占的利潤比重也增加了。科技在「吃掉」整個世界。

如果說在八十年代中國還是一個窮國的話,今天在互聯網的許多領域,至少在應用的層面,中國與美國基本上站在了同一個起跑線上,可能還有更多領域,譬如人工智能和生物基因科技,都是如此。而能擠進賽道的國家,也越來越多。通過工業化與技術擴散驅動增長的國家和地區還會包括東南亞、印度等等。貿易和直接投資,是技術從發達國家向全球擴散的主要方式。

技術經濟學者阿瑟(W.Brian Arthur)在《技術的本質》一書中指出:經濟是技術的一種表達。的確,在技術的驅動下,我們描述經濟的表達在不斷地演變,如知識經濟、新經濟、創新經濟、數字經濟、無形經濟。而經濟學家對於增長的研究也在跟隨著技術與時俱進。去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羅默(Paul Romer),就因為其對於內生增長理論的開拓貢獻而受到認可,該理論更加強調創新和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。

我們一直都在以為自己處於一次技術革命中,希望技術創新能夠自動解決國家和全球面臨的許多問題,增長問題、發展問題、公平問題、環境問題等等。從長期來看,理應如此。但是,從短期來看,技術本身成了問題。

首先看經濟的層面。移動、雲計算、大數據和機器學習等技術,過去十年改變了整個商業操作系統和經濟基礎設施,但是經濟增長在放緩,尤其是勞力生產率的提升處於「長期停滯」狀態。這在經濟學家中引發了很大的爭論。一種聲音認為,目前的互聯網、大數據、人工智能等,對於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,難以與第二次工業革命相提並論,代表性的聲音是美國經濟學家戈登(Robert Gordon)的巨著《美國增長的起落》。他認為,從1870年到1970年一百年的歷史,也許是經濟增長中非常特殊的一段好時光。

為什麼我們周圍到處都看到「黑科技」,而勞力生產率,尤其是全要素生產率在下降,中國也是如此。一種解釋是,發達國家投資的重心已經轉向無形資產,而向有形資產的投資在大幅度下降。下降的原因,在很大程度上是邊際回報率遞減,投資需求大幅度下降。這種情況在中國也在發生。

在無形資產方面的投資,如研發、專利、軟件、算法、流量、品牌,對於GDP、經濟增長、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,目前還沒有見到明顯的效應。當然,會有矽谷背景的經濟學家站出來說,那是因為經濟統計方式落後,沒有體現出性價比。譬如,現在一部手機的計算能力,超過了當年阿波羅登月時所使用的大型計算機。又該如何計算免費的搜尋、社交、電商、支付服務帶來的效率與福利呢?

另外一個原因是科技巨頭的壟斷性越來越強,妨礙了創新。英國學者哈斯克爾和韋斯特雷克(Jonathan Haskel, Stian Westlake)新近的暢銷書《沒有資本的資本主義》中對此有詳細的分析,並非這些公司不創新,而是因為技術的外溢效應,在巨頭與新生創新公司之間是不對稱的並且有利於前者,這樣導致整個社會的創新速度放緩。

其次在社會層面。技術帶來貧富分化加劇。經濟增長必然帶來貧富差距的擴大,更高的效率也會帶來更為懸殊的差距。科技帶來了效率的極大提升,我們可以看到財富差距和收入差距的加大,而前者比後者更甚。這種差距的擴大,一方面是新技術創造的新就業對於原有就業崗位的衝擊,另外一方面是現有以網路為基礎的新興基礎設施和商業環境,會更加有利於少數成功者,以及少數極其成功的公司。

如果從全球總人口數來看,工業化與技術在中國的迅速滲透,取得了巨大減貧成果。但是,如果深入到一個個國家的內部,主要是美國等發達國家,中產階層的收入水平常年停滯甚至下降。在向新經濟轉型的過程中,這種現象是否會在中國出現,很值得關注。

最後是在政治層面。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崛起,在一定程度上是發達國家中產階級失落、內部貧富分化、身份政治盛行,通過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政治行動。而中國和美國中產之間的競爭,已經在科技領域展開。互聯網和算法徹底改變了媒體與傳播,在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體制中助長了民粹化的傾向,並且已經在選舉和投票中產生了兩極化的結果。

起源於上世紀60年代的反叛文化和矽谷的極客精神,是推動互聯網的一股精神力量。史丹佛大學研究矽谷文化的專家特納(Fred Turner)認為,當初極客尋求建立一個脫離建制派的世界,一個沒有權威和更加自由和平等的虛擬世界,但沒想到在21世紀成為民粹主義的溫床。

毫無疑問,技術始終帶來新的機會。如果這個世界上還有13億人口沒有用上電,這顯然不是技術的原因。也許技術的擴散和分享,比產生新的技術更加重要。新興的技術,可能在落後的地區得到更快的應用,例如移動支付在非洲一些國家普及的速度更快。那些貧困地區有可能通過風力/光伏加上儲能的分散式電網,解決用電問題。也許各種日益智能化的技術,仍然處於向整個經濟滲透的早期,並且剛剛開始向其他行業轉移,令我們去期待一場整個經濟的數字化轉型。

歷史告訴我們,讓經濟增長擺脫馬爾薩斯陷阱的唯一原因,就是工業革命,而目前日益占據主流的經濟學家也相信,經濟增長的動力,越來越依賴於科技創新。但是,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機會和利益,卻往往成為人類衝突的根源。政治家往往很難為長期的趨勢做出決策。互聯網讓技術的傳播與分享更加便捷,讓開放協同的創新更加有效率,但全人類依然生活在不同的民族國家中,國家利益阻止了全球採取集體的行動。在國家的內部、不同的利益集團、以及更加多元化的團體,都在網路世界中形成與裂變,政治家與政治體制在秩序與自由、效率與公平,做出動態的平衡與取舍的難度也增加了。

(本文作者系著名媒體人,曾任福布斯中文版總編輯和第一財經傳媒有限公司CEO,現從事投資與創作。著有《橫越未知》等著作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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